交往行为理论下的和谐医患关系构建
蒋谨慎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81年,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笔者试图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目前医患关系的现状,就如何做到医患关系之间的有效沟通进行探讨。
    
一、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概述
    人总是社会中的人,时时处在相互关系中,不能脱离交往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交往的动物,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单独的个人存在。
    交往行为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为了阐明交往行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将人类生活的世界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客观世界(真实存在的客体)、社会世界(规范、价值的总和)和主观世界(个人经历)。根据行为者与这三个世界所发生的关系,哈贝马斯将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目的性行为以成功为目标取向,以合理规划为特征,取决于支配自然的主体性计划,而缺乏主体间向度,只涉及客观世界,追求真实性;规范调节行为是社会群体成员遵循共同价值规范为取向的行为,只涉及社会世界,追求公正性;戏剧行为是行为主体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自己观点和印象的行为,只涉及主观世界,追求真实性。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指人们的相互作用,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它由具有约束力的经双方认可的规范所支配,这些经双方认可的规范规定了对行为的相互期望,并至少必须得到两个行为主体的理解和承认。”“交往行动概念,首先把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发生关系,相互提出可以接受和驳斥的运用要求的理解过程中的一种媒体。”“交往行为既不能在被选择手段的技术方面,也不能在手段选择的战略方面被理性化,而只能在行为主体的响应性、行为规范的可证实性的道德实践方面被理性化。”由此我们可以说交往行为是主体之间通过符合规范调节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达到互相一致,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交往行为的主体是两个或以上具有语言或行为能力的人;交往行为的手段是以语言为媒介;交往行为的主要形式是主体之间的真诚对话;交往行为的目的是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交往行为的原则是必须以公众认可的社会规范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显而易见,交往行为不仅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而且还是在行为主体共识的基础上,通过规范调节来实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行为趋于合理化有三个标志:其一,压抑程度减弱;其二,行动固定化程度减弱;其三,向这样一种行为控制模式靠拢。这种行为控制模式允许角色差异;允许灵活的使用完全内在化的、可以反思的规范。
    有效对话是实现交往合理性的杠杆。交往沟通,离不开对话。但对话不是一个主体孤立进行的独白,它是一个主体与其他主体发生关系时通过语言进行的思想交往。在对话中,由于各方利益都得以考虑,每个人所提的标准成为对话的对象;在对话中,除了论证,没有强迫;在对话中,每个人试图获得的东西,也都可以通过解释得到重新认识,交往便不受压抑不受阻碍。既然语言对话如此重要,我们围绕语言该做些什么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建立理想的语言环境。可以说,成功的对话在哈贝马斯那里,成了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杠杆:凡是有交往行为的地方,便有语言行为的存在,凡是语言行为受阻或被歪曲的地方,便不会有合理化的交往。当人们普遍地学会适用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语言来表现外在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时,人类精神交往的潜能得以发挥,交往合理化便自然得到了实现。这就是有效对话的价值体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高追求,归结起来就是要用“话语合理性”取代“目的合理性”和“手段合理性”。
    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有人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无论国家或个人都在争夺各自利益的社会,他所构建的只能是乌托邦。这些人的批评也许不无道理,但在实行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化的前提下,借鉴其交往行为理论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可行的。
    二、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其成因
    (一)我国目前医患关系的现状
    “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医疗卫生保健活动过程中特定的人际关系,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医疗人际关系。”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有激化趋势。
       第一,看病就医中的矛盾突出。乱收费,滥开检查单,医疗费用过高,很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收取药品器械回扣、索要患者红包、乱开处方提成、巧立名目收费甚至抛弃病人的现象屡见不鲜。
    第二,医疗服务质量下滑。大量调查表明,医疗服务态度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虽然随着卫生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医疗卫生部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冲突明显,但在医务人员中长期形成的惯性心理并没有彻底消除。施恩心理、权威心理仍然存在,加之传统生物医学模式造成的医患间情感淡漠趋势、人病分离趋势、医患关系物化趋势的影响,使得医疗服务态度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转变。因而,医疗服务态度问题就成了造成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
    第三,医疗纠纷增加,医疗事故上升。由于医患关系紧张,各地因医疗纠纷难以调解而导致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2005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三级甲等医院每年发生医疗纠纷一般在20例至30例,二甲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5例左右。74%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分别达到47%和13%。
    
(二)医患关系恶化的成因
    近年来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虽大幅度上升,但研究表明,医疗纠纷的产生主要不是医疗技术的问题,而往往是人文性医疗服务质量的问题。在频发的医疗纠纷中,由技术原因引起的不到20%,其他80%均源于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和医德医风的问题。由此可见,造成医患关系恶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市场经济是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于是,人们的交往越来越背离交往的初衷——沟通和理解,而纯粹“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在目的的命令主宰下,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对话变成了争辩,交往主体之间各自为维护自己的主张或行为辩解,以致矛盾激化冲突纷起。
    二是医患双方沟通不畅引起的。医患双方知识、信息的不对称是引起医患双方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医方作为医患关系中的主导方面,其行为直接影响和决定医患关系的好坏和发展趋势。患者在有关疾病、医学技术、药品器械、甚至自己的病情与风险、医疗所需费用等方面的信息掌握和判断能力,与医方完全不平等,严重的不对称;对医方提供的治疗方案患者往往处于被动接受和服从的地位;对于医方诱导消费,提供“过度医疗”,患者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医患双方掌握知识、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医患双方沟通不畅,从而导致医疗纠纷的不断发生。
    
三、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哈贝马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由工具理性带来的交往的异化,提出了用交往理性来解决的新方案。今天,面对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其交往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交往行为理论促进医患双方平等的交往
    交往行为理论特别注重主体间的对话与话语分析,它倡导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即主体之间平等自然的对话。哈贝马斯认为,对话是交往行为的中心概念,存在于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中。医疗活动是通过交往活动实现的。在医疗过程中,虽然医患双方所处的地位、所掌握的信息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医疗过程实际上是以患者病情为媒介医患双方的交往活动。我们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倾向于建立一种平等的医患关系,消解医生的语言霸权地位,确立患者的主体地位,形成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为交往行为主体间的沟通理解提供对称条件,使医患双方都能平等参与并享有同等对称的话语自由和论证表达,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实现医患双方平等的交往。
    
(二)有效对话是实现医患双方交往合理性的杠杆
    针对工具理性在人们交往中带来的弊端,哈贝马斯提出的新方案是实现从“生产模式”向“交往模式”的转变。而他提出实现合理化交往的有效途径就是“选择适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动,而是告诉人们如何相互交流,并通过交流而相互理解。哈贝马斯说:“任何人,只要用自然语言来同他的对话者就世界中某物达成理解,就必须采取一种施为的态度,就必须承诺某些前提。”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必须使用能够让人听得懂的语言,必须承诺话语交流中所预设的前提,比如,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真诚的或者是正当的,他必须承担由交往达成的共识所包含的义务。医患双方由于在医疗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一样、所了解的医学专业知识不对称、立场角度不一样,要实现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有效对话,使用的语言必须体现真诚性、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统一。这也就是要求在医疗过程中应该做到医疗决策的共同性、医疗过程的透明性以及医疗服务的人文性。这样通过对话就实现了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交流通畅、相互理解的和谐境界。
    (三)用交往理性来消解工具理性的异化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旧的价值观念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新的价值观念尚在建立的过程之中。以逐利为直接目的的市场经济,导致工具理性高扬,价值理性沦丧;导致有些人不择手段地求利,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人情淡漠;导致社会上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医患关系的日趋紧张的局面,归根到底是由于医患双方利益的冲突。因此,当今尤为需要用交往合理性理论来制约工具理性。在发扬工具理性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同时,要认识到财富并不是社会的唯一目标,只有生活本身才是人们最终的精神家园。医务人员要关注文化、关注社会、关注个人,提高人文素养和塑造理想人格。
引起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解决也离不开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但是我们究其根本,主要是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有真正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化,摒弃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用交往理性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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