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沅陵期间，我一边经营饭铺，一边等待考试消息。一天在沅陵街头买了一份《中央日报》，我惊喜地发现报纸上刊登了贵阳医学院录取名单，我的名字在第三名。我万分高兴，告知王建农，他非常支持，给了我一些钱，并为我上街买块布料，准备到贵阳后做件棉大衣。
当时从湖南沅陵到贵阳，路途遥远，山路崎岖。由于战乱，去后方的人很多，交通工具是那种烧木炭的汽车，一天只有一班，也只能到湘贵交界的晃县。我连续数日前往买票都未果，真是一票难求。我苦苦哀求，站方一再推诿，不予解决。我急得每天在车站徘徊。一天，我忽然看到一位身材魁梧，方面大耳，银髯飘胸，精神矍铄的老者，披着一件呢子大衣，从车上下来，操着一口标准的寿县乡音。我马上想到这位老者可能是久已闻名未曾谋面的柏文蔚将军。遂趋前问候：“您是柏老大人吗？”他惊奇地问：“你怎么能认识我？”我即报以家父名讳，他又惊又喜，亲切地说：“老侄，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告知录取贵阳医学院，因买不到车票无法前行就学的情况，他随即拿出一张名片叫他的随从人员去车站买了一张去贵阳的汽车票，晚间又和我一起住进小旅馆里。他对我说此次是去重庆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他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他要路过贵阳，并要在贵阳休息几天，我便和柏老同行。旅途中，道路难行，昼行夜宿，三天才到贵阳，招待所门前早有很多官员等候迎接，停放了一大排包车（当时有地位的人多乘较高级的人力黄包车）。我见状提出回避，柏老说，不要紧，你跟我一阵。待住定后，我即向柏老告别，去贵医报道。柏老说，你有什么事再来找我，我这一路的食宿费用都是由柏老负担的。到贵医报到时，又遇到了难题，校方非要我找个人保或店保，否则不予注册。我当即说明我是流亡学生，初到贵阳，人生地不熟，找不到保人。他把脸一沉，说：“现在乱世，上面规定，没有人保或店保一概不行”。无奈之下，我只好又去找柏老帮忙，他当即给我的入校注册证上盖上他的印章。当我回到注册处时，负责人看到柏老的印章，态度马上转变，对我热情起来，笑着说：“你还说认不得人，怎么认识这样的大人物，你早说就好了。”我拿到注册证到三圣宫单身宿舍报道，在门口一下碰见了我在齐鲁比我高四级的同学李耕田（学生会主席，后到美国留学，解放后回国任北京301医院小儿科主任），他带着我安排好一切。我的运气真好呀！这一路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都一一顺利的解决了，我想着一定是我母亲在冥冥之中保佑我。回想这段经历，我非常感慨，如果没有柏老帮助，我恐早已流落街头，根本不可能到贵医读书。柏老对我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解放后，一次我路过苏州，在一家茶馆里看到柏老写的对联，见物思人，深深怀念。
我母校贵阳医学院是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建校的。日军侵占华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也相继失守，沦陷区学生纷纷失学，流离失所，加之西南地区处于战略后方，医学教育十分落后，医疗人才严重缺乏。从安排学生，抗战需要和建立西南医药基地出发，1937年底，教育部正式决定在贵州省贵阳市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系当时全国仅有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1937年12月31日成立筹委会，1938年1月1日开始招生，3月1日宣布贵阳医学院成立，并开学。教育部聘任李宗恩(1911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后赴英留学，1922年在伦敦大学获卫生学博士学位，后任北平协和医院教授，是我国早期热带病专家和医学教育家)博士为院长。第二任院长朱懋根(1926年北京燕京大学理科学士，1932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院，获美国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当时学院的设施虽然简陋，但荟集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是比较高级的医学院校。我母校的校训是“诚于己，忠于群，敬往思来。”校训对我们的教育很深，我一直把它作为我人生的座右铭。同学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会都非常珍惜，大家怀着救国之志，勤奋学习，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没有教材，老师课堂授课，学习全凭记笔记；师生关系较好，老师对学生和蔼，有问必答。生活上虽然艰苦，但精神上是愉快的。
二年级时，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当时学生有病都是免费治疗。主任杨静波先生是当时国内有名望的外科专家，由他亲自为我手术，说是学校规定的，为本院师生手术，都必须由主任亲自开刀，可见学校对学生是多么关怀。几天后即痊愈恢复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和杨教授。几年后张学良将军患急性阑尾炎，蒋介石钦定到贵阳中央医院住院，并指定由贵医杨教授手术，由此可见杨教授的名望是多么之高。
从1938—1943年，我在贵阳医学院完成了学业，又到贵阳中央医院实习了一年。这个医院是当时湖南湘雅医学院附属实习医院，设备完善，教师都是名人，现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当时的副院长兼小儿科主任，院长是内科专家张孝骞教授，还有吴执中主任，妇产科专家何碧辉主任等，都是医术高超，教学认真，令人尊敬的老师。一年实习，虽然很累很吃力，但收获很大。我们除了诊断治疗病人外，还要书写病历，做手术，尤其对内科病人，实习医生还要负责几个人的血、尿、粪及其他四大常规，不准专职人员代做，这些对我以后树立严谨的医疗作风都很有好处。
六年的贵医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我对这段学习机会深感来之不易，学习态度很认真，对我的医学理论和实际操作都奠定了一定基础，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起点。特别是当时贵医具有西南联大同样的气氛，大家充满了爱国情怀，受民主思想的熏陶，思想比较活跃。在此期间，我也参加过反独裁的学生运动：约在1940年一次煤水事件学潮中，我同班同学洪士元、周之凤、郑玲才等以异己分子嫌疑被迫转学去了成都华西大学读书。我也是被开除的异己一员。在不得已情况下，我到三青团负责人（兼训导主任）家里质问，他证明是真的被开除。我非常愤怒地说：“我先父是辛亥革命淮上军总司令，我两个哥哥是黄埔二、三期毕业生，我上学的担保人是柏文蔚将军。”他惊讶地说：“是真的？”我说：“你去查查黄埔同学录，到注册处去查谁是担保人。”他当即表态：“不开除了，要好好读书，不要误入歧途”之类的话，我一笑了之。贵医这段学习生活对我人格的形成起了很好的影响。
(王积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