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就听说宗恩参加过英国皇家医学会，去西印度作过热带病的调查研究。为写这篇回忆，我找过一位英国医生，请他帮着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他说他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少可能获得这类机会。后来，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却证明，在1921年的4月至9月，宗恩确实参加了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的热带病考察。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个机会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缺少青年医生。尽管如此，他的“幸运”显然还是个例外。
在英国的最后几年，父子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态度调了个个儿。父亲一封封家书催宗恩归国完婚（他出国时已经同表妹何晋订婚）；宗恩却一再推托，在生活了十三年的异国，他已经有了难以割舍的东西：一是对于热带病学的兴趣，他想利用英国的条件多学一点，但这也正是他后来决定回国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的。表妹何晋比他小一岁，漂亮并进过洋学堂。宗恩出国前求祖母为他定下了与何晋的婚约。13年在异国，从青年进入中年，当初那种孩子气的朦胧的爱，自然会被现实淡化。他曾写信给家里要求解除婚约，艺术家气质的祖父把信随手塞进抽屉，仿佛他不承认，事情就不会发生一样。宗恩当时爱上了一位英国女同学，他很矛盾，自觉对于一直在等待他的未婚妻负有责任；同时，他认为自己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长子，倘若娶回一位外国女子，就很难承担对于这个家庭的义务。而他所爱的异国女子在中国的大家庭里，必定会为寂寞所苦。考虑再三，他向这位女友坦诚地表白了自己的处境，取得了她的谅解。他们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40年代初，我从西南联大毕业，回到贵阳为贵阳医学院工作两年（这是我对大哥的诺言），担任大哥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助手。有一次大哥去重庆开会，怕路上不安全，就将一包私人文件交给我保管，其中除了人寿保险单什么的，还有这位异国女友的旧信以及当时写给大哥的信。
大哥回国了，把学到的东西用于控制中国南方热带病的蔓延，是他不移的意愿。他抛下在格拉斯哥西部医院中的一个不错的位置，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协和医学院的实验室和课堂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到日军入侵北平。他从不考虑私人开业，却不畏酷暑和艰难，在燠热、潮湿的南方疫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暑假，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疫病观察站。
等待了他多年、对他的韵事早已有所风闻的未婚妻何晋，一听说他回来就赌气去了天津。大哥决定北上，父亲同意他的抉择。在取得何晋的谅解后，他们在这一年的中秋节结婚了。大嫂愉快、乐观的性格，丰富了大哥的生活，虽然在事业上，她不可能成为他的伙伴，但对大哥的研究工作，她从来都只有支持，没有干扰。
大哥携归的书籍中，除了医、理方面的典籍、文献外，还有很多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等英国作家的作品，还有一些探讨社会问题的人文著作。在英国，他这位医学生还受到了当时英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学派――费边社的影响，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创建了留英同学会，结识了后来香港著名的特许会计师陈乙明和眼科专家黄雯。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黄雯在当时已被视为左翼人士。回国以后，大哥经常浏览刚刚兴起的新文艺理论及其创作，对鲁迅的杂文小说最感兴趣，高度评价鲁迅反封建的彻底性。他的兴趣广泛，在他从事医学教育后，在课程设置上，在对人对事的评论中，早年所受的西方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的父亲在大哥回国时，已经退隐了，但还不得不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大部分开支，他却从未要求过长子分担自己肩上的重负。不久，大家庭解体，我们从苏州迁到上海，赁屋居住，父亲还常常凭借着翰林的头衔卖字收“笔润”，以补贴家用。父亲60寿辰，大哥因学校有课不能回来，汇了60大洋为父亲做寿，父亲第一次用儿子的钱请客，非常高兴。父亲和大哥这样的父子关系，在那个时代是相当“洋派”的。
1927年初夏，父亲突然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对妻子及三个幼小的儿女说一句话。大哥从北方赶回来办丧事：成箱成箱的书籍和手稿存进了当时的东方图书馆，后来都毁于日军的轰炸。大哥将苏州的老宅变卖后，给了二哥一份，剩下的全都归在我母亲和我们三个弟妹名下。征得我母亲的同意之后，他把这笔钱分别存进四家他认为可靠的银行，每月可得利息60元，用来支付生活所需。
我母亲只比大哥大十岁。大哥曾经对小妹宗蕖说：“你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能像她一半就很好了。”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他建议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小孩去北京与他同住，因为他觉得这个大家族中的种种人际关系与瓜葛都不利于小弟妹们的成长。我母亲毅然决定带着我们随大哥北行。母亲的生日是阴历八月初八，和大哥的生日相距一周，大哥就建议取其中，在阴历十二，母子同过生日。大哥对继母和我们，真正承担了父亲的长子的责任，这给予我们新寡的母亲很大的安慰。
从1923年归国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大哥在协和工作了14年。当时协和有一个制度，每隔四年，教师和学生可以出国一年，进修或是从事科研，多数是去美国。1929年大哥轮休去美国，次年回国就搬家，记得新居在西库司胡同的一座旧王府，那是一座破败的大宅院，有两个完全荒芜了的园子。地段特别荒凉。围墙外面有一个在孩子眼中整个儿是山的大土堆，那是早年烧毁了的铸造局。大哥带着全家人修理这个园子，栽花，植树，建微型的高尔夫球场，把个荒废的园子收拾得像模像样。我珍视那几年在大哥家所受到的教育，彼此尊重，平等待人，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成为做人的准则。
在协和，大哥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饲养着各类蚊子的玻璃器皿，各种供实验用的小老鼠、显微镜……，在我们眼里，那是个神奇的地方，大哥穿着白大褂，很像是个将军。在最初的十年里，大哥每年暑假几乎都要去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水乡痢疾、丝虫病、黑热病猖獗，大哥整天都在这些又湿又热的地方钻芦苇塘。白天穿着厚帆布的衬衣和马裤，带着有纱罩的铜盆帽，在密不透风的苇丛中采集蚊子标本；晚上，不浸在澡盆里，根本难以入睡。路过我们在苏州的外婆家稍事休息的一天半宿，他也不忘采集标本，外婆家的园子和暗巷、几十个接“天落水”的大缸，都成了他捉蚊虫的地方。难得在家的假期，他就教我们识别疟蚊和非疟蚊。有时候他还责备自己“离乡土太远了，吃不了苦，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曾在他指导下进行热带病研究，后来成绩斐然的钟惠澜博士在他的近作《李宗恩传》中写道：“李宗恩在20年代、30年代所进行的科研工作，主要是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先后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共18篇。当时李宗恩和梅勒尼（Meleney）所领导的热带病研究所发表的有关疟疾、丝虫病和其他流行病的论文，科学性强，都有新的观察，在国内外颇有影响。”钟惠澜还特别提到在北京发现的第一例大黑热病是宗恩带着他去经利彬先生家一起诊断的。年事较轻的王季午教授（战后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已退休）说：“李宗恩在热带病学方面做出了成绩，特别是在中国发现犬利什曼原虫病是人类黑热病的贮存宿主。”
宗恩的工作并不局限于热带病的科研。由于他对内科病有广泛深入的知识，这14年中，他的教学和临床工作，亦为同辈和学生称道。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邓家栋教授说他 “对内科的知识面广，固不限于热带病学，……在那个时期，他在学校中是一位很有威信的中国教师。”这14年中，宗恩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擢升至教授。他以他深广的内科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诲人不倦的教师的责任感，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佩。
他的英文说得很流利。著名胸科及泌尿科专家、毕业于协和的卢观全先生和我谈起作学生时大哥留给他的印象，他说很多同学听宗恩上课时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都以为他是自小生活在英国的归国华侨。30年代，国内一些知名大学，对科学方面的课程，无不以英语授课。协和的教师大部分是外国人，连课后也都说英文。宗恩留英13载，新知识都是以英文为媒介学得的。用英语来表达当时尚未适当翻译的科学与人文的新术语、新概念、新名词，对他来说，当然是驾轻就熟。但他却很早就向学生提出，在学好英文的同时必须学好中文。1936年前后，他曾和几位同事在协和小礼堂数次座谈，提倡用中文教学，受到师生的欢迎。宗恩认为，在中国办医学教育，如果忽视熟练地掌握祖国语言，就无法完成普及的任务。由此可见他对祖国医学教育与实践的重视。
重视社会实践的医学教育思想也体现在1931年的长江救灾工作中。那一年大水，针对灾后必然出现疫病传播的问题，协和派出了由师生组成的两批医疗队，宗恩是第二批的带队人，也是整个工作的组织者。当时是协和住院实习医生的严镜清教授回忆说：“李处事不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深得在他手下工作的青年医师和学生的钦佩、赞扬。……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临时医院建立了正规制度，有住院医师，主任医师，层层负责。”上海医科大学的范日新教授回忆说：“宗恩出色的组织工作在防治疫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宗恩的组织能力，在战争期间贵医的创建中，再一次充分展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