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4年离开贵阳，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就回到上海。年底经友人介绍入大公报社工作。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很少和大哥通信，对他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好象是在1946年秋天，宗恩突然出现在我的采访室里，神情很严肃。他告诉我，香港的医学界朋友问他能否考虑去香港主持医务卫生署的工作，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我把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对他讲了一讲，我认为战争最多不会再超过三年，到时候取胜的将是共产党。“您如果一如既往，想对国家对同胞继续有所贡献，可以留下来，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我那时还没有“接受党的领导”的概念）。否则，您就此去香港做事也好。”大哥走时没有再提去留，只是谢谢我给他提供了这些情况。后来我才知道，1947年3月，他接受了北平协和医院董事会的邀请，于5月底到达北平，就任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了。就在这年下半年，接任的香港医务卫生署署长到任了。从时间上看，宗恩略经考虑就决定留在国内了。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在此之前，胡适之先生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学者去台湾。不少人拒绝了，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的决心已下，他已经作出了毫不犹豫的抉择。
    关于宗恩重建协和医学院的工作，洛氏基金会属下的中华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的理事福开森女士著有《中华医学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书，提供了不少有关史料。下面这一部分的主要根据就是该书所提供的材料：
    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宣战后，在北平的日军就封闭了美国的全部资产，并接管了协和。战后，在中国的协和医学院基金会于1946年2月召开工作会议。聘任胡适、巴乐和威尔逊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探讨新院长的人选并提名推荐。一个月后，胡适接替施肇基任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主席。1947年3月12日，董事会接受了三人小组的建议，聘任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院长。
    这是协和历史上第一位有实权的中国籍院长。“虽然董事会本来还希望在复校的关键时刻，仍由一位美国人来担任副院长”，执掌大权，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宗恩掌了实权。
    宗恩1947年5月回北平，三个月后的秋季就要开学。搭行政机构，作人事安排；制定编写近期和长期的规划（中华医学会要求定一个五年规划）；根据设计完成第一步校舍的修缮；尽早开始招生；整理日本人留下的设备；向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下属联合国同一机构）申请分配物资和器材。将纽约医委会战时所订的医学刊物妥善分编入库。复校工作又是快节奏、高难度的。值得庆幸的是图书和病历保存完好，没有缺损，减少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期招生于九月完成，录取新生19名，其中12名具有科学学士的学位。保持了学院的学术水准。9月27日正式上课。从上海东南医学院、北大医学院和清华大学借来了五位交换教授。从北大借来两具干尸，不久增加到八具，供解剖之用。组织学课程则依靠从旧校舍各处搜集来的还可以用的显微镜片。因陋就简，师生都很快适应了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教学环境。战时迁往成都的协和护校校长聂玉蟾，率领了50名教师和学生，于4月24日启程赶回北平，跋涉近二千公里，有时步行，有时搭卡车或是货运火车，历时2个月，才到达北平。6月中旬，护校在北平筹备开学。10月1日，16名学生开始了一年级的课程。因附属医院尚未建立，二、三年级的护校学生就只能借中央医院、美国卫理医院和儿童医院上课。公共卫生系的实地训练在北平第一卫生站进行。培训公共卫生督导员和肺结核督察员的高级课程，则远在南京开课。
    复校工作告一段落，李宗恩应纽约中华医学委员会的邀请，赴美访问。12月28日抵纽约。在美国的这两个月，与美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委员会中不少人初次见到宗恩，就深庆得人。同时宗恩还走访了在美进修的协和旧人，争取他们归国返校。为写这一回忆，我曾发信给几位协和的毕业生。他们都回信说宗恩的诚恳热情是他的邀请能得到热烈反应的原因之一。在宗恩访美期间，协和收到了中华医学委员会的第一笔拨款。宗恩和负责行政的人员一起，经过精打细算，定出了大大低于原来估计的业务经费预算。第一个医疗单位就在1948年5月1日开始工作了。
    全国性的通货急剧膨胀，给医学院的教职员工带来了很大的生活上的困难。但复校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直至1948年1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协和的教职员工，包括美籍人士在内，没有一个在复校中途离去。在北平的三位校董，也只有胡适一人飞离。北平解放后，协和的复校工作并没有中断。新的当局北京市的军官会，还在了解情况，对协和这样的特殊教育机构，没有做过明确的表态。但在非正式的接触中，宗恩受到了鼓舞，他认为当局对协和继续培养医学教育家和其他卫生领导人才的方针很感兴趣，也很关心协和校舍及设备的安全问题。3月7日，一位教职人员在一份电讯中告诉纽约的有关方面说：“一切正常，我们中间没有人受到过骚扰。财政情况一如既往，由当地帐户支付。前景令人鼓舞――这不是“门面话”――如果你们今天能来访，我相信你们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一切都能如此有条不紊？各部门照常在工作，会议是这么多，这么长；门诊部还是那么多病人，其中包括守秩序、有礼貌的解放军人员；病房住得满满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忙自己分内的工作。学生们早起晚睡，正忙于自上星期如期开始的第二学期考试（协和采用美国的三学期制，有两个假期）……”与此同时，外科主任鲁克斯获得了“出入境证”，这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于4月24日赴美参加中华医学委员会的会议。会议决定继续支持协和，经费按季预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按年预付。9月5日，鲁克斯回到北京。就在这个月，宗恩受全国科协推举，参加了全国政协。
    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时候，宗恩十分兴奋。当选为政协委员时，他却有些犹豫。他一向避免参加政治活动。而政协委员却是要参政的。他的很多老朋友都和他一样入选政协。不久，他觉得去政协开会倒给了他一个解释协和办学宗旨的机会，有助于加强它的自主地位。他这样总结说：“过去的一年发生了极为巨大的转变，但我真诚地相信，在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的范围内，协和仍然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可以符合创办者的崇高的期望。”
    1949年12月召开的医学院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恢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名。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北京和该地的一般机构，都必须称“北平”某某处，只有北京大学，因胡适的坚持，成为例外。现在北京又是首都了，协和恢复最初的名称，不但顺理成章，也是在美的基金会求之不得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协和最后的四名美籍教职员，有三位正回国度假，另一位去了纽约的理事会。随着战事的扩大，协和的基金被美方冻结。那几位美籍教职员只能写信给宗恩提出辞呈。从此，协和的教职员就全都是中国人了。1950年7月20日，协和向卫生部登记，并归教育部领导。协和执委会已收到纽约理事会所拨的60万美元，作为1950－1951年间的经费。该年中华医学会、中国护士学会、公共卫生学会和另一个科学会议在京召开，会场都设在协和。协和同仁为会场增添了浓郁的学术气氛。同年暑假，卫生部建议由协和医学院的病理科教授胡正祥主持临床病理讨论周会。一共举行了11次，每周到会者都不下于500人。协和礼堂爆满。卫生部对此十分重视，胡正祥最高兴的是供解剖用的尸体从此增加了。
    协和的一切都继续正常进行。宗恩的社会活动也相应增加。他说：“这些活动增加了我同外界的接触，……我感到在这个时期里，中国人民最需要的也许是严格的社会纪律，愿意作出更大的牺牲，更艰苦地去工作。”10月7日，协和举行了返校日，返校的有医科和护校毕业的学生百余人，许多过去和在职的教职员也出席了。教育部长和高教司长也出席并讲话，他们希望协和以它高质量的教学与医疗服务规则造福人民。
    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况没能持续多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