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亮

　　国立贵阳医学院建院于1938年，我于1943年进入该院读书。当时她已经5岁了，也是当时全国国立高等级大学之一。当时名师云集，教学质量很高，尤其院长李宗恩是一代名师，热带病学专家，不但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著名的学者。当时从外地迁入贵州的大学有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大夏大学。
　　1937年日寇全面入侵我国，贵阳成了大后方的重镇，来往的名流学者多如过江之鲫。从医学方面来说，即有国防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国立贵阳医学院。这三所医学院校就有许多著名医学专家，李宗恩院长是医学界唯一的一位院士，有关他的教学风格及为人品人格，我将在另一文中介绍。
　　如此人才荟萃的学术盛地，其衣食住行又是怎样的呢？回忆起来，我就感怀颇深，感叹不已。
　　首先说住。那时国立贵阳医学院的前期（基础部）建在六广门外的一片荒草坡地里。那块荒地是贵阳市人民建地，就是今日的宅吉小区。当时建了两栋茅草房作为学生宿舍，男生和女生各占一栋。内设双层床及长条书桌。我的上铺由成国富用，下雨时就用油纸雨伞挡雨。教室也是草房，实验室和尸体房都是草房。只不过比宿舍盖得坚固一些，较少漏雨罢了。说来实在是有伤风化，男女浴室盖在一栋茅草房内。其隔墙还穿着孔孔洞洞，如果有人故意窥视对方淋浴的话，那也顾不得这些罢了。好在那时同学之间，旧的礼教风气还相当严重。学校的管理相当严格。男女同学谈恋爱可以。但不准在毕业之前结婚，更不要说是生儿育女了。在我记忆中，有一次进入女生宿舍。那时的训导主任王成椿(他是一个党棍，学生们背着他称他为王八蛋WPD)命令一些男生到女生宿舍去讨论一个问题：男女参政问题。我的印象是女生宿舍比男生宿舍干净、规整。我们的活动在宿舍中较多，在实验室和教室中较少。贵阳的阴雨天气较多。我记得我穿着从家中带来的木屐（一种木板上钉牛皮的木板下钉铁钉的套鞋）往返，把宿舍的泥巴地踩得坑坑洼洼。当然也有经济条件比我好的同学穿着橡胶套鞋（其中有一位我们叫他徐公子——徐国忠。此人自认是贵医老校友，实际上他还真是1943年入学的老校友。1946年因肺结核回老家休养。因没有请假离校，被学校开除）。还有的同学如潘承检，他的父亲是苏州东英大学化学系教授，所以在生活方面就比较优裕一些。总的来看是穷学生居多。虽然很穷，但有一片爱国之心，我就将家中带来的新衬衫捐献了。
　　凡进入学校的新生在高中没有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WPD一律要学生参加。我就是被WPD强迫到鹿冲关天主教堂去宣誓参加的。上述的讨论就是参加三青团之后的活动之一。
　　那时，贵阳市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和人力车。人力车较贵，穷学生坐不起，只有坐马车。但大都是步行。在那时还没有见过自行车，汽车是烧木炭启动的。我从长沙到贵阳就是坐的木炭汽车。从长沙到贵阳大概要坐3-5日木炭汽车吧！同行的有三人即我、王福生、舒伯祺。舒伯祺的家庭经商比较富裕。入校之后就皱着眉头说：这算是一所什么大学呀！不久他就退学返回长沙，此后“下落不明”。我和王福生坚持读完大学毕业。后来王福生因患心肌炎去世。
　　吃的方面。全部是米饭加豆芽汤。做饭的贾大爷是一个年迈七旬的老头。每天带着2-3个助手勤勤恳恳照顾这一百多个学生（我班入学之初就有72人）。那个时候曾与湘雅医学院联欢，当时我任班长，萧剑秋（湘雅医院放射科主任、教授）任湘雅的班长。两校在一起也有近两百人，细节已经全忘了。反正劳累了贾大爷让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尽欢而散。这是唯一一次与湘雅联欢，以后再也没有举行过了。不过，两校同学的交往是持续不断，直至抗战胜利湘雅（当时也已搬迁至重庆沙坪坝）搬回长沙为止。初一、十五还可以打一餐牙祭，饭碗里多了几片鱼肉。我们系公医制度（我们系公医四期）不交伙食费，也不交学费。1943年我的家庭还可以汇点钱来，1944年我院迁至重庆，我与家庭就断绝音信了。所幸，我的恋人詹业华家在遵义还可以得到一些经济援助。我也就借光，把肚皮搞饱了。在上海歌乐山读书时，在吃的方面有一件事值得一述，在上海医学院读书的学生，富裕的多，穷苦的少。当时伙食中配搭，上医的学生大多数人刮去皮吃，贵医的学生就撕下皮来吃。即使当面这样做，也不以为然。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国立贵阳医学院于1944冬向重庆迁徙，当时各找门道，有的找板车，有的找汽车，有的步行。步行带队的是我们最尊敬的金大雄教授。到了重庆最头痛的一件事是满身虱子。我是采取用雪翁着冻死的办法。但虫却是不怕冻的。那时从哪里去找开水来烫死呢？还有一件是重庆的夏天酷热，除了蚊子特凶之外，还有臭虫特多。只要揭开床板，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黑色动物。酷热的夏天已经使人难以入睡，加上臭虫的叮咬，那就别想能睡上一个安稳的觉了。这种情况幸而经历不久，没有几个月，国立贵阳医学院迁回贵阳，臭虫就基本上消灭了。
　　在重庆数月，最启人心智的能读到《新华日报》，能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读者可参看《关于阳明学社》一文（发表于贵阳医学院浙江校友通讯）。不过，我在解放后50年代就提出入党申请书，直至80年代才被批准入党。
　　住和吃的是这种样子，穿就用不着说了。好在我在长沙动身时，还准备了几件新衬衫。外衣将就只要不臭就算过得去了。从1943年秋至1945夏，我没有洗过一件外衣，也没有穿过一双袜子。鞋子也是将就只要不露脚趾也就过得去了。无论男同学或是女同学都从不讲究穿戴。涂脂抹粉盈发修眉似乎没有听说过。那时大学生就是大学生，提倡以健康为尚，以节俭为荣。没有比穿比吃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广州来的女同学，因为家中有钱，在吃的方面就比较讲究。她经常端着一碗饭回宿舍稍带来的菜。偶尔被我看见，彼此都不忌讳。因为我穷她富，理应如此。
　　如此艰苦的吃住条件，但学生从不荒废学习，更没有忘记锻炼身体。那时有个司号员小王（此人一直活到八九十岁，前几年才在六广门去世）。学生听到他的号令必定列队集合升旗，然后分头进行体育锻炼。早餐之后即按课程安排，各进各的教室或实验室进行学习。最大的好处是课本、实验器材、实验报告毋需自备，都由学校供给。那时授课的是名教授，带实验的是水平相当高的助教或实验员。
　　学生的文娱体育活动，除正规的体育课之外，就是打篮球或打桥牌。在我的记忆中，没有打过麻将。在毕业之前也没有打过网球。京剧倒有演唱的，不过也是到了后期才有。当时角色有杨荣勋、张宝珍等。
　　在前期，老师住的房子与学生住的宿舍相差不多。只多一间厨房和卫生间而已。老师的薪水和待遇我不知道。只看到他们的儿女的穿戴并不比学生的好多少。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叙。谁也不会想到前期学生的游泳地点竟是今日医学院与盐务街相隔的那条小河。当时的河水清澈如碧，水流平缓，实在是一个好的游泳池。当你游完又到宅吉小区边的山崖爬一爬，晒一下贵阳难得的太阳之后。你会感到真是到了神仙福地。什么化学、数学、英语、国文全忘到九霄云外了。
　　最高兴的娱乐是打桥牌。桥牌又分两种：一种叫棋猪，一种是经典的桥牌。前一种技术简单而乐趣无穷。当输家达到一定分数之后，便要请客，最了不起也就是请吃一碗面条而已。打经典的桥牌需要相当高的技巧。尤其要掌握好叫牌规则。否则一幅好牌都赢不到满贯，实在可惜。那时，学生之间没有打麻将的。更没有打网球的，因其费用高昂，不是当时的大学生和当时的老师所能负担的。我听说整个贵州都没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逢年过节，我也没有看到过玩龙舞狮的。每逢圣诞节，倒是要庆祝平安夜。这种洋玩意儿倒是盛行不衰。
　　当1945年我们从重庆迁回贵阳之后，学院将我们安顿在南明河边建的贵州省商业学校居住。那一栋倒是一栋瓦顶砖房。我们住在那里搞了一回“阳明学社”活动（我将写一文记之）。随着住宿条件改善，饮食条件也有所改善。洗澡堂也就男女各一间了。
　　1945年冬，我们搬到太慈桥。这里原是美军驻军之地。我们住的宿舍、食堂都是美军新建的，连吃饭的桌椅连櫈结构，都是美军留下来的。院方只修了一栋楼叫罗公楼，以纪念洛克菲勒的捐助。除了化学馆之外，罗公楼几乎包括了其他课程及其实验室。
　　在此，我要记述一件离奇令人难解的事件。至今谜底都未揭开。我班女同学徐慧中去上厕所（该厕所也是美军遗留的。是一种木板悬空于土坑之上的结构）。小解完毕刚出厕所就感到牙齿出血。她也并不在意。在若干年之后，当她已离开贵阳去到东北。偶因牙痛去医院拍片才发现一颗子弹留在牙齿之间。徐慧中虽是“阳明学社”成员之一，但并非积极分子，更不是领导人物，为什么国民党特务要杀害她？
　　到了太慈桥，我们的活动范围宽敞许多。篮球场都有两个，但还没有网球场。因地在南明河上游，所以游泳条件也改善许多。有一件非常令我痛心的事，不得不写下来。当时有两个一年级的同学，一个叫黄厚聘，另一个姓陈，两人同下南明河游泳。陈依仗良好水性，下河之后猛然向对岸游去，就被猛涨的河水冲走。尸体冲到河滨公园才被捞起来。我原来就不善于游泳，从此之后就成了一只旱鸭子。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两次游泳，一次在花溪平桥，一次在河滨公园。
　　在当时条件下，我们学生的晚自习是如何解决的。当时贵阳市的发电量有限。学生晚间的照明全靠电石灯（一种化学物质燃烧发光）。学生在晚间的一切活动（洗澡、洗衣、缝补衣裳、学习等）都靠电石灯带来的光明。好在这种灯制造简单，燃料不贵，一个学生自备两三盏都不稀奇。
　　最大的问题是思念家乡，思念母亲。最穷的时候，我连买一张邮票的钱都没有。我在外面打工（主要是在中学教英语）是在读四年级之后。人穷志不穷。所谓志不穷，就是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学习。人生有涯，知识无涯。活到老学到老。我至今活到八十八岁，还有这么强的记忆能力，就是不断积累知识，加强记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