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医学院报》从2010年9月29日至2011年4月15日连续发表了李宗瀛先生的七篇《回忆李宗恩》。与此同时，《贵阳医学院浙江校友通讯》2011年1月第43期发表了李先生的《回忆李宗恩》（上、下）。这两篇文章使我们对宗恩老师为创建贵阳医学院付出的心血以及他对中国的医学教育界所作的卓越贡献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还注意到《回忆李宗恩（下）》中提及贵阳医学院的学生社团“阳明社”，大意是：发起创立阳明社的林敦英等同学曾访问宗恩师，宗恩师对阳明社的宗旨即“联络感情，树立良好的学风等等”表示理解和支持；阳明社曾联络三十几位同学和贵阳师范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过一次座谈会，题目是“什么是最完美的大学训育方针”，在会上“主张国民党应退出大学的人占绝大多数，……以林敦英最为激进”。宗恩师认为，阳明社成了“有进步倾向的学生的核心组织”，“特务组织当然不会等闲视之”，结果是林敦英被捕，后经宗恩师多方努力，才把他保释出来。宗恩师还把他安排在贵阳医学院做技术员，使他最终完成学业，成为贵阳医学院的教员。我们二人是与林敦英共同发起组织阳明社的，而且曾为此不止一次一同访问过宗恩师，因此看了关于宗恩师的文章颇有感触，也想谈谈自己的感想，并且补充一些事实。
    阳明社是1945年秋在贵阳医学院短期存在的一个学生社团，主要发起人是林敦英。他和殷叙彝从1942年至1944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同班，1944春先后离开沦陷区来到大后方，由教育部分配到贵阳医学院，与卢亮同班。1945年冬湘桂战役后日寇攻占独山，贵阳医学院搬到重庆，在歌乐山与上海医学院合并上课，我们在那里读了二年级下学期。暑假学校复员，学生也分批在8月间回到贵阳。正是在这一期间，林敦英分别和我们二人以及时光达等同学交换思想，提出成立一个社团的想法。
    那时的大环境是：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不久国共两党开始就战后建设国家问题举行和谈，国民党一度宣布党（三青）团退出学校，政治气氛比较活跃。贵阳医学院的情况则是：在歌乐山时上海医学院朱恒壁院长曾想使贵阳医学院并入上医，贵阳医学院师生为此进行“护校”，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结果合并未成。但日寇投降后，面对复员高潮，有些老师表示想离开闭塞的贵州，到沪宁平津等地工作，有些从沦陷区来的学生也想回家乡就读，一度出现“散伙”恐慌。
    林敦英在歌乐山和贵阳几次分别和我们二人交流思想。根据卢亮当年的日记和殷叙彝的回忆，我们都认为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物质条件落后，而且思想保守，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医学院课程重，以灌输为主，上述缺点更为严重。整个制度甚至可以说是培养“奴性”。就贵阳医学院来说，学生忙于应付功课，几乎没有任何课余的集体文化科学和娱乐活动，在寄居歌乐山时更是如此。我们认为，最好能搞一些社团活动，使大家的生活和思想活跃起来，培养一种新的学风。回到贵阳后，大致在8月下旬我们继续和时光达同学等交谈，曾几次在河滨公园边喝茶边讨论，终于决定成立一个学社。由于贵阳医学院校部在阳明路（王阳明曾被贬在贵州），而我们从小都对这位大儒的人格和学问非常尊敬，所以把社团定名为“阳明社”，但我们从未想到把阳明先生的思想和政治事业同我们的活动联系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阳明社”的名称恰恰应当说是不带政治色彩的。“阳明社”成立时，大约有二三十人，都是二、三年级的学生。我们记得有成国富、曾昭荣、乔正纲、郭坤祥、钱清明、徐慧中等。我们拟了一个章程，其中提出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开展课余活动，加强学术气氛，创立一个良好的学风”（大意如此，具体文字已记不清了）。我们的活动方式是：办壁报，开座谈会，请教授们举行学术讲座。我们的组织很松散，入社没有什么手续，打个招呼就行，也没有规定什么义务。成立后曾召开过一次全体会，通过章程和选举负责人。林敦英、我们二人和时光达当选负责人，任什么职也记不清了。林敦英是主要发起人，活动能力最强，理所当然地成为主要负责人，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正式名义。
    林敦英认识贵州大学一位缅甸华侨的同学，名叫吴平，通过他认识贵大学生会主席黄锡五，又通过他们认识贵阳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贵阳医学院原来的学生会在逃难时已停止活动，新的一届要在开学后才能选举成立。因此我们也想到以“阳明社”名义竞选，如果能掌握学生会就能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阳明社在1945年8月—9月开展了一些活动。我们出了二三期壁报，内容有根据外文资料所作的科学知识介绍，如电子显微镜的原理、鸭蛋的营养成分（说明鸭蛋并不比鸡蛋差，但价钱便宜，因此我们办伙食应当买鸭蛋）等等。还发表过一篇文章，结合当年的“护校”对散伙思想提出意见，主张师生合力办好贵阳医学院，并且搞好贵州的医疗工作。还曾举行过一次学术报告会，据卢亮1945年8月27日日记记载：“今晚以阳明社名义请外科主任周裕德教授讲‘人体体温的调节’。他讲到，人体体温不能高于44℃，那时人脑细胞就要凝固了。也不能低于24℃，脑细胞也会凝固。”第三种活动是召开座谈会，而恰恰是一次题为“大学是否需要训导制”的座谈会惹出了大祸。
    我们之所以决定就大学训导制问题举行一次座谈会，是有贵阳医学院的特殊情况为背景的。当时的国立大学都设训导员一职。贵阳医学院原来的训导长叫王承春，是国民党的党棍，对学生压制得很厉害，还强迫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学生们恨之入骨，称他为“王八蛋”，英文缩写为“WPD”。贵阳医学院向重庆搬迁时他离开了，在歌乐山时训导长缺位，学生们自在了一段时间，回贵阳后听说新训导长李方邕即将上任，他是协和出身，公共卫生学教授。同学们相信这位训导长会比WPD好，但仍不免有些担忧。阳明社一些社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想到可以举行一次座谈会，请李方邕教授参加，听听同学们的意见。起初想把题目定为“大学应当有什么样的训导制”，后来干脆改为“大学是否需要训导制”。我们还和贵阳师范学院学生会联系，欢迎师院同学参加座谈。他们又出了个注意：请他们的训导长刘文修（一个地道的党棍子）也来参加。刘“欣然”同意，这当然增加了座谈会的风险。
    座谈会很受贵阳医学院同学欢迎，贵阳师院也来了一些人，把饭厅坐得满满的。两位训导长准时到会。会上发言很激烈，卢亮等同学主要批评WPD的劣迹，成国富还引用了鲁迅关于青年人应当“感想、敢说、敢怒、敢骂”的话。殷叙彝在发言中认为大学生和中学生不一样，已有自治能力，应当允许他们发展个性，不需要训导。这些发言当然是刘文修之流不爱听的，但还不算太出格。只有林敦英提到，“现在国民党宣布退出学校，我认为这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让国民党、共产党都进学校，可以互相竞争。”他的这次发言使我们很感意外，因为他从来没有与我们说过对共产党的看法，事先也未能告诉别人他发言的内容。但当时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样发言的危险，只把这看成他一贯喜欢标新立异的一种表现。师院同学发言不多，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散会后我听到他们议论，抱怨贵阳医学院学生主要是骂WPD，发牢骚，没有认真提出意见。由此可见林敦英的话并没有触动他们。最后请两位训导长讲话。李教授讲得比较温和，也很一般。刘文修则强调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不能只讲自由不守纪律，大学生虽有自治能力，但仍必须重视纪律。
    如上所诉，李宗瀛先生谈到这次座谈会时曾说“参加座谈会的学生都主张国民党应退出学校”，这是把我们的政治水平估计得太高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贵阳医学院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不会考虑这一问题的，更不必说公开提出要求了。何况那时国民党正好（虚伪地）宣布退出学校，这样的要求也是无的放矢。正因如此，林敦英不是要求国民党“退出”，而是希望国共两党都“进入”学校。现在回想起来，林的发言是他自由主义思想的表露，是一次“即兴之作”，并不是明确的政治主张。但无论如何，那次会上发出了这样的异端意见，还是难得的。不仅如此，这次座谈会能够公开地对训导制和训导长表示不满，无论如何都是一次进步行动，值得肯定。但正因如此，也正是这次座谈会给林敦英惹来大祸，也导致阳明社很快消亡。
    我们对座谈会很满意，甚至有点得意。但很快就听到坏消息。开学后不久，院方推荐殷叙彝领取贵阳青年会的一笔奖学金，阳明社的一些人也因此认识了青年会的干事颜容华女士。我们曾表示希望青年会能给阳明社一些经济支持，她认为可以考虑，但很快就告诉我们：她在贵阳各高校学校校长联席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师院院长齐泮林立刻说：“阳明社是异党组织。”“异党”者，共产党也，齐泮林显然是根据刘文修对那次座谈会的判断给我们“定性”的。颜女士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们也不便多问，以后和她仍继续交往，但谁也不再提补助的事了。不仅如此，这个消息对于我们可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虽然对国民党有些不满，我们也多少知道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的情况，所以听到自己给戴上这顶帽子后很紧张。就在这时，阳明社的壁报也被人偷偷地撕了，估计这是一年级新生中的三青团员干的。曾昭荣曾在午饭时在饭厅公开对这一行为提出谴责，叫“撕报的人站出来”，但没有反响。这时我们也明显地感到压力，而我们在创立阳明社时对于应付这种压力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结果我们在压力面前退缩了。这时的功课也日益加紧，于是阳明社几乎是自发地停止了活动，在学生会选举时也未采取任何行动。

    作者简介：卢亮，1950年毕业于贵阳医学院，曾任贵阳医学院神经内科教授。殷叙彝，1946年在贵阳医学院读完前期（三年级）后转学入上海医学院，因患肺结核辍学。后改习历史，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