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向华北、华东进犯，祖国大片土地沦于敌手，各地流亡青年，纷纷奔赴西南诸省。当时贵阳成为大后方，众多的国内医卫界人士，亦汇聚于贵阳。在此时期，各战场及后方均需要大批卫生人员。同时来黔青年学生也需继续学习，故当时国民党教育部，便拟在贵阳新建一个医学教育基地，以应客观需求，遂有筹建贵阳医学院的决定。
　　文章题为《国立贵阳医学院创办记》，作者陈家骐先生。文章后面述及，贵阳医学院创建于1938年，陈家骐先生1945年时担任学院卫生课教职，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作为亲历者的回忆，这篇文章可谓贵阳医学院校史的珍贵文献。
　　75年过去了，如今北京路的校园树木参天、花香鸟语，人文积淀颇厚；花溪校区亦楼宇林立，学子济济。1938年3月1日正式建校时，则因地制宜，客居他所，境况维艰。当时，学校办公和教学的地方分别在中山东路和阳明路。中山东路的王家烈公馆用以办公，而阳明路的两广会馆用以教学。建校当年的10月，为了方便学生实习，增设了门诊部。在门诊部的基础上，在两广会馆设立了附属医院，有小手术室一间。附属医院规模不大，只有40余张病床，与今天的贵医附院的规模自然不能相比，其设备也为多方募捐而来。抗战时的贵阳工业虽有所发展，但物资依然稀缺，多方募捐自是不得已而为之。艰苦中积淀的下来的精神，为学院的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建校之后，学生人数剧增，校舍自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1939年2月4日，日机袭击贵阳，制造了“二四”事件。此后，学校征得当时盐务局的同意，在六广门外空地上修建了19栋茅草房，之后又陆续修建了简易住宅8栋，以供师生教学和住宿之用。1940年，李宗恩院长接受了美国“洛氏基金会”赠送的2万美金，在南郊太慈桥划出百余亩土地，修建了一座两层教学楼，此后，又修建了一些宿舍，作为一部分学生的教学基地。1944年，日军入侵独山，准备进犯贵阳。当时的教育部要求医学院北迁重庆，贵阳设立了留守处。这过程中，无论是设备还是人员，都有所损失。抗战胜利后，复又回迁贵阳。1950年，国立贵阳医学院更名为“贵阳医学院”，医学院从此翻开了新篇章。
　　建校之初，学院知名学者云集，比如内科学家张孝骞，生化学家汤佩松，传染病学家王季午等等。因抗战，他们不得已来到了祖国西南的贵阳；因抗战，在他们的支持之下，设立了这所医科高等院校。古人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读者幸。”就这些知名教授而言，抗战幸耶，不幸耶？对于贵州的医学卫生事业而言，抗战幸耶？不幸耶？
　　实际上，抗战时的贵州，西迁的名校很多，如：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广西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等；名家亦不少，如竺可桢、苏步青、谈家桢、王淦昌等教授。尽管彼时物资奇缺，但是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有一腔热血。时任国立湘雅医学院院长的张孝骞先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所作《国立湘雅医学院》一文云：
　　在当时的条件下，高等院校正常应有的科学研究是很困难的。虽然如此，在过去两年半中，学院尽量克服障碍，保持了科研的气氛和势头。例如：临床教师通过对某些贵阳地方病，如斑疹、疟疾、阿米巴痢疾等的调查研究；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病理学等部门也都分别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一个特殊的营养研究室正在着手筹建。所有这些工作都鼓励学生主动参加。由于缺乏基金，学院无力定期出版刊物，多数科学成果未能发表，甚为可惜。
　　《国立湘雅医学院》一文为张孝骞先生在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后起草的一份报告，虽然其中只说了湘雅医学院在国难之时的状况，但想必其他迁黔的高校及黔地高校的境况都应该相似，抗战胜利、振兴中华于此时此地既是一种梦想，而是一种克服困难的精神鼓舞。
　　以上算是对从史料中学习了贵阳医学院建校的历史。作为刚刚进入这座学府服务的我，了解这些历史尤为必须。不知历史，就无以知未来。历史蒙着尘土，但只要拂去尘土，就会光芒闪烁。我上高中之时，就十分向往贵阳医学院。无奈选学了文科，学科不恰，未能报考。大学毕业之后，方能有机会进入这一曾经向往的学府，成为其中的一员，实现了当初的梦想。故在无意中看到陈家骐先生文章之际，也学习了贵医的创建历史，同时做了一回“文抄公”，加上题目为《贵阳医学院建校历史随记》云。 

（作者系公共卫生学院老师）